国学漫谈：古人是怎么“管”法官（三）

　　“法情允协”源于珍视生命

　　为了使生硬的法条更容易被群众接受，在自宋以来的司法实践中也注意法、理、情三者的联通，所谓理顺国法，法情允协。在刑案资料中经常可以见到循理、准法、原情的字样。循理即循三纲伦常之礼，准法即以国家的制定法为基本依据，原情即符合社会成员共同认知的行为与理念，以及社情、世情。

　　法、理、情三者的联通，成为评判司法的重要价值取向，它既不损害法律的权威与公正性，又减少了执行法律的阻力，使法律义务与社会义务、亲情义务相统一，从某种意义来说，使法律走向了生活。

　　明初，有一个人犯了法，他的父亲贿赂官员请求赦免。御史想一并问父子二人的罪。明太祖说：“这是人伦亲情罢了，还是治儿子的罪吧，赦免他父亲。”还有一次，山阳一老人犯了罪，应受杖责，他的儿子请求代父受刑。明太祖得知后很感动：“为了孝子，只好委屈法律了，放了他父亲吧”。明太祖以严法治世著称，却曲法伸情，表现了法与情的允协。当然，此类案件多为对社会危害不大的一般性案件，既不伤害司法的公正，又可收到“明刑弼教”的效果。正如明代丘浚《大学衍义补》中说：“无情则无义，无情无义则健讼之风起，而争夺之祸作矣。此治狱者得狱之情，必加之哀矜而不可喜也。”

　　中国古代司法在儒家“仁者爱人”的学说指导下，十分重视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的体恤和倾斜，对于老、幼、妇、残实行恤刑。唐律规定：“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收赎。”“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犯反、逆、杀人应死者，上请。盗及伤人者，亦收赎。”“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妇人犯死罪，怀孕，当决者，听，产后一百日乃行刑。”至于残疾、废疾、笃疾，也各有相应的恤刑规定。这种传统自汉朝起一直延续至清朝，体现了司法的人本主义原则。

　　对于死刑案件的判决，古人也很慎重，从南北朝起，对于死刑案犯的审决权便收归朝廷，力求公正。隋朝法律规定“诸州囚有处死，不得驰驿行决”，“诸州死罪不得便决，悉移大理案覆，事尽然后上省奏裁”。唐朝死刑犯行刑前，要经过三复审的复核程序，由皇帝亲自掌握。清朝乾隆十四年废除三复审制度，乾隆皇帝在上谕中说：“朕每当勾决之年置招册于傍，反复省览，常至五六遍，必令毫无疑义，至临勾时，犹必与大学士等斟酌再四，然后予勾，岂啻三复已哉？”

　　死刑案件的多次复审，其意义不限于重视罪犯个人的生命，更着眼于社会的安定，故由皇帝亲自掌握驳议，力求做到死者无怨，相关者安宁。

　　为了减少百姓讼累，在司法中也注重调解息讼。明末广州府推官颜俊彦《盟水斋存牍》判词中“息词”就达八十八件。清代沈衍庆《槐卿判牍》中一百三十五个判例，绝大部分是既判既息，调判结合。道光元年至三十年，顺天府宝坻县二十二件完整的户婚田土案件中，调解结案的占十一件，比例达百分之五十。

　　中国古代在重血缘、地缘关系的基础上，在“必也使无讼乎”的理论引导下，调处息讼，其经验之丰富、效果之显著，不仅是中国古代司法的重要创造，而且也是世界法制史上所仅有的。（张晋藩/作者为著名法制史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