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漫谈：清代的入学典礼（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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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清代朝廷未将送学礼详细刊载于典章制度文献之中，但是由于清代“科举必由学校”，在童试中脱颖而出考中生员，是科举入仕的基本起点，因而地方社会对举行送学礼更为积极。

　　清代送学礼之所以名为“送学”，是因为它是由地方官将新生送至学校拜见老师，因而举行送学礼的经费理当由地方政府承担。然而，由于康熙初年裁减了送学礼的经费预算，导致地方政府无力举行送学礼，因而新生家长不得不出面承担举办送学礼的费用。据道光《（浙江）建德县志》记载，学政录取名单公布后，新生家长们要推举“齿爵俱尊者”，由其选定日期，约请知县出面主持送学礼。典礼当日，新生家长需预先在明伦堂安排酒宴和戏剧。县官、学官离场时，新生家长均需恭送。典礼结束后，新生家长还要“至县禀谢”。

　　清代新生在入学之前需向学师缴纳束脩等费。由于清代教官不像地方官一样有养廉银待遇，每年俸禄不到50两，生活极为贫困，故而数额不菲的束脩、印金等便成为教官的重要收入来源。如光绪《（广东）香山县志》便记载，文武新生拜谒教官，除需缴纳“贽仪”，还要“另取银两曰印金，以新进之贫富定其多少；富者或至数百数十两，即贫者亦十两以外”。这些费用不仅影响了师生关系的纯洁性，而且更成为贫困学生的沉重负担。如四川东乡县（今宣汉县）便出现了“贫士相戒不应考”“至贫士入学不敢见其父兄，见必责打之”的奇怪场景。山东平度州（今平度市）则因学官“勒索苛虐”，新生“起与为难，入学署滋闹”，地方官派人抓捕，最后竟酿成了几名新生“毙于狱”的惨剧。

　　为了纾解学师收入微薄的困窘，减少新生入学压力，清代各地士绅纷纷捐资捐产，建立公益基金组织，并公举管理首事，议定管理章程，代新生向学师缴纳印卷、束脩费，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采芹会、乐泮堂、肄雅堂、印金局、学田局、宾兴会等。如江西泰和县采芹会，是全县乡绅公捐钱款“万缗”，存典生息，代缴“文武新进修金”；乡绅黄绳祖也捐产取息，“为邑文武新进入学束脩、印卷资”。广东香山县印金局，是邑绅黄栋梁等“为文武新生致送教官册金、贽仪”而合力捐设的，共购置田产1000余亩，每年可收租银3700余两。浙江诸暨县岁贡生徐渐逵等“劝捐集资为公款，以三年所入之息，足抵两试束脩之资”，前后合计捐田2200多亩，并于府城建造肄雅堂，既作管理机构，又是崇祀建筑，“设捐户神主”，对捐资者表示崇敬，供后人凭吊。清光绪初年，张之洞担任四川学政，因见学官向新生索要束脩，有失师生体统，“乃下《学田说》于郡县”，要求四川地方官员倡导乡绅捐资，设置学田，其管理机构一般称为“学田局”。

　　科举宾兴公益基金的勃兴，是清代科举社会异于此前历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国教育公益文化发展的重要表现。各地的宾兴公益基金，有些职能较为单一，专为新生入学阶段的考费、规费而设，如江西奉新县广华堂、广东香山县印金局、贵州绥阳县黉田局、四川各县学田局等；有些则职能较为齐备，除资助童试相关费用，还全面资助生员乡试、举人会试或优拔贡朝考等一切与科举考试有关的费用，如江西南昌县考棚公局、湖南湘潭县宾兴堂、广西北流县宾兴馆等。这些宾兴公益基金组织的出现，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新生入学和考生赴考的压力，提升了清代教育与考试的起点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