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漫谈：新宋学 旧宋学

　　何谓“宋学”？一言以蔽之：宋学，研究宋代的学问。

　　宋代三百年历史，有多少学问好研究：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有丰富的历史内涵，曾经在10世纪至13世纪的历史舞台上，有声有色地表现过，并留存在人类特定时期的记忆里。以消逝的宋代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种种学问，毫无疑义，都属于宋学研究，宋代学问的研究。

　　然而，这样一个平常的命题，却因清人将汉儒经学重考据的特点概称为“汉学”，宋儒经学重义理的特点，概称为“宋学”，变得复杂，以至于后人视“宋学”即为宋代经学之研究。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经部·总叙》：“国初诸家，其学徴实不诬，及其弊也琐，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疎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今参稽众说，务取持平，各明去取之故，分为十类：曰易，曰书，曰诗，曰礼，曰春秋，曰孝经，曰五经总义，曰四书，曰乐，曰小学。”

　　又，因《宋史》专列《道学传》，“道学盛于宋”，后人更以以朱子理学视为“宋学”哉！

　　自宋元至明清之古代学者，本无现代学科之界分，即没有历史、文学、哲学等等学科分类的概念。显然，宋元人讲“宋代道学”，清人讲“汉学”“宋学”，讲的都是经学研究，儒学研究，他们没有想过关于汉代历史的研究，不止于儒学，对宋代历史的研究，也不止于儒学研究，绝无以汉学与宋学囊括相关两个朝代所有学问的想法。时至今日，已有明确之学科概念，当将“宋学”范围放而大之，未能沿袭古人这种特定的概念，把“宋学”圈子画得很小：“宋学”就是与“汉学”相对的经学研究，非宋代经学研究者，概莫进来。将宋学视作宋代新儒学研究的专名。持此种观点的学者，留下的弊端在于：除此之外的研究，皆非“宋学”。那么，试问：宋代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研究，该叫什么研究呢？它们就不是研究宋代的学问、宋代的学术吗？当然不是。如果谓之“宋史”，那“宋学”不就成了独立于“宋史”之外的独尊之学吗？

　　“宋学”一词，近代谁最先提出？众所周知，是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他在20世纪40年代所撰《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正〉序》一文中说：“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熏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一言可以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

　　具有深邃现代学术眼光的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针对邓广铭宋史专著《宋史职官志考正》所作书评，首次提出“新宋学”的概念，其前提就是针对宋史制度史研究而发。所谓“新”，是相对于清代学者所称的旧“宋学”而言。其所下的“宋学”定义，已跳出与“汉学”相对的狭义“宋学”的藩篱，明确指出：诸凡宋代考古、宋代史学、宋代文艺、宋代思想史等等，均属宋代学术之研究，都属“宋学”。当然，他所列举的文、史、哲几门学科，仅为举例而已，不是宋代学术内容的全部。宋代的绘画、宋代的宗教、宋代的教育、宋代的金石学等等，同样属于宋学范畴。在“新宋学”的概念下，“旧宋学”已成为宋代学术的一个分支，两者不存在抵触，更谈不上对立，而是母体与子体的兼容。

　　清人与陈寅恪先生关于“宋学”的定义，是迄今为止最具代表性的狭义与广义“宋学”、小宋学与大宋学的命名，也是对新、旧宋学科学的划界。

　　至于其他种种关于“宋学”的说法，莫不由上述两种定义所衍生。比如，1985年，邓广铭先生在《略谈宋学》一文中说：“新儒学即宋学，以及由宋学而又衍生出来的理学”，漆侠先生在《宋学的发展和演变》一文中说：“与汉学相对立，宋学是对探索古代经典的一大变革”，等等，都是讲旧“宋学”。邓先生在讲“宋学”之后，接着就讲“宋史”研究；而漆侠先生在讲“宋学”时，特别强调与陈寅恪先生所讲“新宋学”之区别：“新宋学包括了哲学（主要是经学）、史学、文学艺术多个方面，涵盖面是比较广的”；而“宋学则指的是，在对古代儒家经典的探索中，与汉学截然不同的一种新思路、新方法和新学风”。显然，邓、漆两位宋史专家所论“宋学”是旧宋学，是宋代经学之研究，而不是论“新宋学”，则宋史的学术研究。

　　1998年，在申报教育部一百个重点研究基地时，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通过几番讨论，对新、旧宋学（大、小宋学），取得了共识：“宋学”，兼容新、旧宋学。在此基础上，本中心决定公开出版以《宋学研究》为名的学术研究刊物，旨在建设一个以宋史为核心、涵盖宋代文史哲研究，以及与之相关的承前启后朝代文史哲研究的学术平台。（本文摘自《宋学研究》发刊词。龚延明，系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