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漫谈：“诗教”的发生

　　诗教的发生，诗教传统的建立与孔子密切相关。《礼记·经解》引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这是现存最早关于“诗教”一词的记载。意指经过《诗经》的学习与教育，对完美人格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这一说法被古人继承下来，成为一个有特定内涵的文化传统。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在古代被列为“六经”之一，而且高居六经之首。《诗经》的编辑是周代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也可以说是周人建设其礼乐文化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部具有政治、道德、伦理、哲学以及审美、文化教育意义的著作。《诗经》在周代社会有着崇高的地位，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离不开诗。它既是诗，也是历史；既是文化知识的教科书，也是政治道德伦理的经典；既是人们日常学习的对象，也是在社会生活中使用的交流工具。诗的影响渗透于当时贵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塑造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品格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作为中国古代的一部经典，《诗经》在中国文化史上所起的作用之大，实在是不可估量的。近代以来，人们对《诗经》的认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仅仅将《诗经》看作是一部如《唐诗三百首》一样的普通诗歌总集，还号称是“恢复了《诗经》的本来面目”，这恰恰是对它的最大误解。

　　孔子非常看重《诗经》的诗教作用，他曾对儿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又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①孔子如此看重《诗经》，是与“诗教”在中国周代文化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联系在一起的。《诗经》揭示了“寓教于乐”的艺术本质，是周代礼乐文明的产物，也集中体现了周人的诗乐观。

　　周人认为，乐的本质是心灵的愉悦，《礼记·乐记》说：“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乐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人之道也。”通过乐对于人情的感动功能去整治人心，从而使人对自己的趋善行为进行自我观照并产生愉悦，是周人的一种文化理想。“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②

　　据《周礼》所记，周代掌管音乐的最高官职是大司乐，他同时也是当时大学学政的主要负责人，他把音乐的内容分为三部分来教授：一是音乐中所包含的道理，主要是中（忠）、和（刚柔相适）、祗（敬）、庸（常规）、孝、友六者。二是配乐诗歌的学习应用，主要是兴（感发）、道（引导）、讽（讽喻）、诵（朗诵）、言（发端）、语（答问）六者。三是乐舞，主要包括世代相传的先代舞蹈，如《云门》《大卷》（传为黄帝乐舞）、《大咸》（尧时乐舞）、《大韶》（舜时乐舞）、《大夏》（禹时乐舞）、《大濩》（商汤乐舞）、《大武》（周武王乐舞）等。同时还规定了学习的阶段和进度：“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十五岁）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可以衣裘帛，舞《大夏》。”③

　　周人看重诗乐，并且把它带进日常生活当中，使他们的生活充满了高雅的情趣。周代贵族社会最常用的乐器是琴瑟，《诗经》中写到琴瑟的诗篇很多，如《周南·关雎》写君子思念淑女，就说要用“琴瑟友之”，《鄘风·定之方中》写卫人安居，其中一个重要事情就是砍伐椅桐梓漆等树木来做琴瑟，《小雅·鹿鸣》写君子迎接嘉宾到来“鼓瑟鼓琴”，《棠棣》写贵族与妻子好和，是“如鼓琴瑟”，《郑风·女曰鸡鸣》写夫妻和乐，也是“琴瑟在御，莫不静好”。《左传·昭公元年》有“君子之近琴瑟”之说，《礼记·曲礼》和《诗经毛传》也有“士无故不撤琴瑟”“君子无故不撤琴瑟，宾主和乐，无不安好”的话。

　　周人的诗乐观念和他们对待《诗经》的态度，赋予了诗教丰富的内容。概括而言，周代“诗教”应该包含以下内容：

　　诗教是审美的教育。《诗经》虽然是先王政典的一部分，肩负着拯救社会的现实功能，但是它的形式首先是美的。诗的语言是最精美的语言，诗与乐舞联系在一起，有音乐的外在形式。“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这是多么美的语言；“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这是音乐之美。

　　诗教是情感的教育。《诗经》基本都是抒情诗，中国人认为诗与乐的原始抒发点就是情。《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礼记·乐记》说：“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气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

　　诗教是文化的教育，包括宗教、政治的教育，伦理、道德的教育，民俗、风情的教育，博物、识字的教育。《诗经》的内容丰富多彩，知识多样化，它既是审美教育和情感教育最好的知识载体，也是这两种教育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使受教育者最后成为一个有文化、有知识、有修养的完善的人。

　　事实上，《诗经》在中国古代所发挥的作用，远非“温柔敦厚”四字所能概括。《礼记》中之所以要做这样的概括，只是为了强调《诗经》这部经典与《易经》《尚书》《春秋》等经典在文化教育方面的不同特点。孔颖达说：“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性情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这种解释也不全面。《诗经》里面有好多讽谏诗直陈其事，而决非“不指切事情”。事实上，直面讽谏就是《诗经》里面特别重要的一份遗产。当然《诗经》里面也有对美好事物的赞美。而所有这些，又都是通过“诗”这种具有审美意象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此即《诗经》中“比兴”之义。

　　后人学习《诗经》，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诗人的品格，第二是诗学的修养。在六朝以前，“诗人”这个概念，往往就专指《诗经》的作者。如刘勰评价屈原的时候就说他“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在说到比兴的时候就说：“比则蓄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托讽，盖随时之义不一，故诗人之志有二也。”刘勰又说：“《诗》主言志，诂训同《书》，摛风裁兴，藻辞谲喻，温柔在诵，故最附深衷矣。”④因此，从广义上讲，我们所理解的中国古代“诗教”，指的是战国以后诗人们通过对《诗经》的学习来提高自己的个体人格修养与诗学修养这两个方面。“楚襄信谗，而三闾忠烈，依诗制骚，讽兼比兴。”屈原正是从这两个方面继承了《诗》的精神，也是“诗教”传统的最好体现者。“别裁伪体亲风雅”的杜甫也是如此。皎然《答苏州韦应物郎中》：“诗教殆沦缺，庸音互相倾。忽观风骚韵，会我夙昔情。”梅尧臣《还吴长文舍人诗》：“诗教始《二南》，皆著贤圣迹。后世竟翦裁，破碎随刀尺。”从后人的这些言论中，我们可知，“诗教”从来就不是指从《诗经》中学习一般的雕章琢句功夫，而是要修炼完善自己的人格，继承《诗经》中的“风雅”“比兴”传统。

　　“诗教”在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和文化人格塑造过程中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在中国当代文化建设中，特别是在文化教育中，仍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衡量一个民族或者一个人的文明程度有两个标尺：一个是物质标尺，一个是精神标尺。精神文明的建设靠什么来实现？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靠文化的学习和艺术的熏陶。一首好诗发挥的精神作用，往往要超过千言万语的枯燥说教。我们的祖先在《诗经》的创作与学习中给后人树立了榜样，它不但提供给人们以艺术审美的享受，同时它还以诗性的方式教人们如何去做人。（赵敏俐，单位：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①参见《论语》之《季氏》《阳货》。

　　②参见《礼记·乐记》。

　　③参见《礼记·内则》。

　　④参见《文心雕龙》之《辨骚》《比兴》《宗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