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时期至夏商周的商业

　　商业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只有在社会有明确的分工与产品的剩余后，商业才会出现。商业有萌芽与成熟的形态，世界各国如此，中国也不例 外，萌芽状态指的就是简单的交换——物物交换，这种直接的交换形式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后有所发展，出现交换媒介——货币，但货币一开始也不固定， 曾经历过各种具体表现形态，如贝壳、布匹等等；货币形态稳定之后，商业活动进入比较成熟的阶段，基本上可称之为纯粹的间接交换。

　　据考 古发现，可以推断，中国境内交换形式的普遍出现，不迟于距今6000～7000年，因为近年来河南、甘肃、陕西等地的早期仰韶文化的村落遗址中，出土了一 些海边的产品，内地拥有沿海民族或部落的产品，可以说交换已经普遍出现。当时的交换可能是在不同的氏族部落之间进行的，在原始共产主义的部落生活状态下， 部落的剩余产品无法被个人占有，作为公共财产，进入交换过程，就由氏族或部落成员委托其首领进行，因此交换最起码从形式上讲，是一种集体性的经济行为。

　　距今5000年，随着交换的进一步发展，私有制产生，原始共产主义组织的解体，交换出现一些新的特点：1.交换从集体行为转变为私人或个体家庭的行为， 由于制陶、制铜、制玉等手工业的发展，技术专门化，部落或氏族内部的某些家庭或个人掌握了这门技术，成为专门的手工业者，他们通过生产手工业品与共同体内 的其他成员进行产品交换，进而他们还将产品与共同体之外的人进行交换，这种行为，不仅扩大了交换的范围，并且还推动了私有制的发展。2.交换有了固定的场 所，这在《易经》中有记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这些交换产品的固定场所，可用一个词来概括：因井而市。至于何以 “因井而市”，大概是因为在井边进行交易活动，人畜便于饮水，也正因为“因井而市”，后世就将“市井”作为了商业活动场所的指称。

　　至 尧舜时期，社会产品的交换又有了新的变化，就是在交换过程中，产生了交换媒介，即产品交换从物物的直接交换转变为有媒介参与的间接交换，但是，在当时社会 经济条件下，交换媒介不固定，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并不统一，一开始是牲畜，后来是珠玉，再之是“玄贝”，无论如何，出现一般的交换媒介，一者使买和卖被分解 为两个可以不同时、不同地发生的过程；二者为一般交换媒介向贵金属货币发展铺平道路。

　　夏商周时期，是中国古代商业发展史上重要的阶段，为什么这么说呢？

　　1.随着交换的地区进一步扩大，交换活动的日益频繁，一般交换媒介开始固定下来，基本上以贵金属为主，使交换媒介具有了不易损耗和可比性强的特点，这标志着交换活动的成熟。

　　2.专门从事交换活动的社会群体的出现，也就是说，社会上一部分人从其他部门中游离出来，专门买进卖出，充当生产或需求双方的中间人，于是在中国历史上，从事交换工作的行业和人物，有了一定的称谓，行业是商业，人物是商人。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为什么要称之为商人与商业？究其根源，与历史的商部落以及商王朝有着密切关系。早在夏朝，商部落就以善于从事交换而出名，它们 一直坚持这一传统，灭亡夏朝之后，商部落变为商王朝，原来的商民成为贵族，但是，他们并没有放弃原来的行业，反而更积极地从事交换活动，只不过作为统治贵 族，他们不用亲自参与，而是由手下的家臣代表主人进行交易活动，而这群家臣俨然是一个专门的社会群体，不过此时，这一群体的量不太大，毕竟贵族数量有限， 而且他们不以交换中的获利为生。商朝灭亡之后，随着商贵族的社会地位丧失，他们的生活境况出现问题，生活的贫困所引发的生存危机，迫使商朝的旧贵族拿起老 祖宗熟悉的生存武器，与原来的家臣一道卷入从事贸易与交换的浪潮中，由于社会上的买卖人大部分出身于商族，因此，在西周，买卖人不仅成为一个专门的社会群 体，而且有了专门的名称：商人。

　　在中国历史上，周朝的制度与商朝不同，作为王朝性格而言，它所采用的诸多措施都比较规范，如封建制 度、宗法制度等等，至少从流传后世的《周礼》可以揣知当时的情形。商业管理也同样如此，市场设置于固定地点，市场由专职的官吏——“司市”进行管理，并设 立了许多下属官员：辨别货物真假的“胥师”，掌管物价的“贾师”，维持市场秩序的“司武虎，稽查盗贼的”司稽“验证”质剂“契约或合同）并管理度量衡的” 质人，征收商税的廛人，《周礼》中所描绘的市场管理模式也许是想象的，但这种规范的市场管理对后世影响是极大的，是后世王朝管理市场的一个基本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