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锢之祸的历史故事

　　东汉桓帝、灵帝时，宦官专权，世家大族李膺等联结太学生抨击朝政。公元166年，宦官将李膺等逮捕，后虽释放，但终身不许做官。灵帝时，外戚解除党禁，欲诛灭宦官，事泄。宦官于169年将李膺等百余人下狱处死，并陆续囚禁、流放、处死数百人。后灵帝在宦官挟持下下令凡“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都免官禁锢。历史上称为“党锢之祸”。

　　东汉中叶以后，外戚与宦官的争权夺利愈演愈烈。桓帝时期，以李膺、陈蕃为首的官僚集团，与以郭泰为首的太学生联合起来，结成朋党，猛烈抨击宦官的黑暗统治。宦官依靠皇权，两次向党人发动大规模和残酷迫害活动，并最终使大部分党人禁锢终身，也就是一辈子都不许作官，史称“党锢之祸”。

　　东汉初年的“光武中兴”，犹如昙花一现。章帝以后，外戚开始掌权，他们“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所以出现了一批娃娃皇帝。外戚专权造成政治上异常的黑暗。和帝时，窦太后临朝称制，其兄窦宪当政，“窦氏父子兄弟并居列位”，“刺史、守令多出其门”（《后汉书?窦宪传》。以下引此书，只注篇名）。冲帝、质帝时期，外戚梁冀势力更大，皇帝的废立全取决于他。质帝骂他是“跋扈将军”，立即被毒死。外戚专权，妨碍皇权。皇帝为了打击外戚势力，便依靠身边的宦官，和帝、安帝、顺帝如此，桓帝也不例外。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梁后死，桓帝把宦官偷偷叫到厕所里密谋，并利用宫中卫士翦除了梁氏外戚势力。从此，开始了宦官擅权的局面。

　　宦官在支持皇帝反对外戚专权的斗争中，取得了皇帝的信任和重用。宦官郑众因翦除窦氏外戚有功，被和帝封为鄛乡侯，参与政事。郑众死后，其养子继任，从此打破了宦官不能世袭爵位的旧制。在打击梁氏外戚集团之后，桓帝为了酬谢宦官，一天之内就封单超、徐璜等五人为县侯，世称“五侯”。宦官利用接近皇帝的便利条件，假传圣旨，飞扬跋扈，许多官僚士绅为了谋求私利，也巴结宦官。宦官象外戚一样，到处安插亲信，在中央和地方培植自己的势力，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集团。

　　宦官大都是暴发户，他们到处抢掠，兼并土地。中常侍侯览“侵犯百姓，劫掠行旅”，曾夺人宅舍三百八十一所，土地一百一十八顷。其兄任益州刺史，“民有丰富者，辄诬以大逆，皆诛灭之，没入财物，前后累亿计”（《宦者侯览传》）。宦官在朝廷上，“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朱穆传》）；在地方上，“皆宰州临郡，辜较百姓，与盗贼无异”（《宦者单超传》）。宦官擅权，甚于外戚。

　　在外戚和宦官疯狂的掠夺下，加以自耕农纷纷破产，国家经济收入大减，出现“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的景象。农民起义事件不断出现。质帝时暴动事件发生多起，桓帝时起义事件也有十多起。

　　东汉中叶以来，政治腐败，经济凋敝，阶级矛盾日趋尖锐，使东汉政权处于摇摇欲坠之势，终于演成东汉末年的党争事件。

　　活跃在东汉政治舞台上的除了外戚、宦官外，还有官僚和儒生。东汉初年，刘秀注意整顿吏治，他利用兴办学校和乡堂里选等方式，培养和选拔地主阶级的子弟进入各级政权机构。这样，就为儒生的入大开方便之门。顺帝时修起太学，儒生数字发展很快，到质帝时太学生人数已增至三万多人。各地儒生数量更多，在郡国和私人精舍中就学的人数，至人也有七、八万人。这些儒生中有豪家世族的子弟，更多的是中小地主阶级的子弟，他们是官僚的后备军。到了东汉中叶以后，外戚、宦官轮流专权，他们任人唯亲，裙带成风，使官吏选举起选举制度更加流于形式。河南尹田歆奉命选举六名孝，实际上早已内定五名，所以当时人说：“今之进者，惟财与力”（《李固传》）。在选举制度败坏的情况下，也就出现了这样一些官吏：“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抱朴子?审举篇》）。宦官掌权时，他们的“子弟亲戚，并荷荣任”的现象更为严重，这就更加堵塞了儒生求官的道路。因此，加深了儒生同宦官的矛盾。

　　李膺是个敢于主持正义的有骨气的人，他不怕五侯的威胁利诱，与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李膺当了司隶校尉以后，执法如山。桓帝宠信的宦官张让有一个弟弟叫张蒴，他任县令时不但贪污勒索，甚至残杀怀孕的妇女。张朔听了李膺的厉害，吓的逃到了洛阳他哥哥家了，李膺亲自带人来到张让府中，将张朔逮捕入狱，审讯属实后，当即处决。此后，所有的宦官，都是谨慎恭敬，甚至连说话都不敢大声，节假日也很少出宫。桓帝觉的奇怪，问他们怎么拉？他们一起叩头哭着说：“我们都给李膺搞怕了。”

　　陈蕃，字仲举。他少年时，独居一室，虽学习刻苦，但庭院污秽不堪。一天，他父亲的好友来访，见他庭院如此的杂乱无章，就对他说，你怎么不打扫大扫庭院以待客呢？陈蕃回答说：“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事乎？”后人也有人对他这番话严加贬义，“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就是这么来的。但不管怎么说，陈蕃这番话表达了他的凌云壮志。所谓少有壮志，大有高行。陈蕃在桓帝时官至大尉，他便以自己的地位和外戚，宦官进行着不懈的斗争。

　　官僚同宦官的矛盾更大。官僚大都是世族地主，他们世代为官，经济基础雄厚，政治力量强大。如杨震四世为三公，袁安四世五人为三公，门生故吏遍布全国，权势倾天下。这些官僚集团以“清流”标榜自己，对宦官其门徒的“浊流”是看不起的。所谓“清流”是指以儒学为正宗，凭着孝廉、征辟、策对等正途做官。在这一点上，官僚和儒生的看法和利益是一致的，这是他们联合反对宦官的基础。官僚、儒生集团反对宦官的斗争方式有以下几种：

　　1．上书苦谏。一些比较正直的官吏向皇帝上书，指斥宦官擅权的弊端。桓帝时“五侯”专权，在朝的许多官僚上书，寄希望于桓帝。官僚集团中的头面人物杨秉、陈蕃、李膺等多次搬出“高祖之约”和汉家“旧典”苦谏，希望桓帝“遵用旧章，退贪残，塞灾谤”（《杨秉传》），罢斥“权倾海内，贵宠无极”的宦官集团。这时桓帝已是宦官手中的傀儡，官僚的上书苦谏不仅无效，而且还会招来杀身之祸。白马仅李云在上书中说了“是帝欲不谛乎？”这样一句话，刺痛了桓帝，因而获罪死在狱中。陈蕃、杨秉因为替李云伸冤，也被罢官撤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