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酉政变的历史故事

　　辛酉政变又称“北京政变”，是发生在1861年的一起重大政治事件。

　　清文宗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了。1860年9月英法联军逼近北京，京城震动。咸丰皇帝急忙带着他的皇后钮祜禄氏(后来的慈安太后)和懿贵妃叶赫那拉氏（后来的慈禧太后）以及一班亲信，逃亡到热河去，由恭亲王奕?留下来向侵略者求和。奕?费尽周折，最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因此得到侵略者的欢心。当时清政府的实权并不掌握在奕?手里，而是掌握在跟随咸丰逃往热河的载垣、端华、肃顺等一班人手里，这些人将奕?视为自己的政敌，千方百计地排挤他，不让他随驾到热河。

　　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8月，咸丰在签订《北京条约》后不久就病死了，他唯一的儿子6岁的载淳即位。年号定为“祺祥”。遗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大学士肃顺，驸马景寿，还有原来的五个军机大臣中的四个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8人为“赞襄政务大臣”，辅佐年幼的载淳。咸丰临终前，又将自己刻有“御赏”和“同道堂”的两枚御印,分别赐给了皇后和懿贵妃，并颁诏说，此后新皇帝所颁的一切诏书，都要印有这两枚御印才能有效。载淳继位后，尊先帝皇后钮祜禄氏为慈安太后，尊自己的生母懿贵妃为慈禧太后。载淳的母亲懿贵妃叶赫那拉氏，是个阴险、贪权、又野心勃勃的女人，她刚刚坐上圣母皇太后的宝座，就迫不及待地揽权。慈禧先让人建议，因为皇帝年幼，无法处理朝政，所以要由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实际上是要掌握实权。她明目张胆的要权行为自然而然遭到了辅政八大臣的坚决抵制，载垣等以“本朝未有皇太后垂帘”的理由加以反对。虽然两宫太后掌握着咸丰所赐的两枚印章，在政治上与八大臣势均力敌，但由于当时的热河行宫全部都是辅政八大臣的势力，慈禧费尽心思也未能得逞，只好虚与委蛇，暂时向八大臣妥协，但她始终也没放弃垂帘听政的想法。正好慈安太后对肃顺等人的所做所为也是极不赞成，慈禧于是串通了慈安，并且使用苦肉计，将自己的心腹发回北京，与恭亲王奕?串通。

　　奕?是咸丰的亲弟弟，为人机智、练达，很有才干，相比之下，身为皇帝的咸丰却显得平庸无能，这就招来了咸丰帝的猜忌，因此，咸丰在政治上疏远奕?，重用肃顺等人。奕?虽贵为亲王，但却没有什么实权，处处受到肃顺等人的排挤。咸丰逃亡热河，命令奕?留在北京与侵略者议和，一同留下的还有军机大臣文祥。文祥因为与奕?关系较好，也受到肃顺等人的排挤，不准他随同前往热河。后来的八个辅政大臣中，有四个是军机大臣，只有文祥除外。所以，奕?和文祥对肃顺等人恨之入骨，不除不快。正是基于这些，在接到两宫太后的求援信号后，奕?和文祥决定要帮助两宫太后除掉辅政八大臣。

　　10月，奕?经多次申请，才得以以“奔丧”的名义赶到热河。在大行皇帝的灵前一番哭祭之后，他谒见了两宫太后，和两宫太后密谋了许久，最后决议在北京发动政变。奕?回到北京后，笼络驻扎在京、津一带掌握兵权的兵部侍郎胜保，作好了发动政变的一切准备。

　　在从承德回北京时，慈禧以皇帝年幼，不能全程护送先帝梓宫为由，随灵柩走了一天，就决定和载垣、端华等7大臣由小路提前回北京。让肃顺护送咸丰的梓宫走大路；

　　11月1日刚到北京，慈禧就迫不及待的接见了恭亲王奕?，军机大臣文祥等。第二天一早，奕?手捧盖有玉玺和先帝两枚印章的圣旨，宣布解除了肃顺等人的职务，当场逮捕了载垣、端华；又命令将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等撤职查办，严加看管。并派醇郡王奕譞在京郊密云逮捕了护送梓宫回京的肃顺。不久（8日），慈禧发布上谕，否认咸丰遗诏，下令将肃顺斩首；让载垣、端华自尽；另外五大臣则被革职或充军。八大臣的第一个重要罪状就是“不能尽心和议……以致失信于各国”，也等于向侵略者表示，她是“尽心和议”的卖国贼。接着（11日）宣布废除八大臣原拟的祺祥年号，改明年（1862年）为同治元年，东、西二太后垂帘听政。加封恭亲王奕?为议政王大臣，军机大臣领班。奕譞、文祥、胜保等人也得以加官晋爵。虽未“同治”是指由两宫太后共同治理朝政，慈禧之号也是从这时开始使用的。这一年是农历辛酉年，故又称“辛酉政变”。而发生此事的地点又在北京，故又称“北京政变”。

　　从此，慈禧作为中外反动势力勾结的产物和他们的代表，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进行了47年的罪恶统治。她上台的第一桩罪行，就是「借师助剿」，和外国侵略者共同血腥镇压了著名的太平天国革命。中国历史上许多不平等条约如中英《烟台条约》、《中法新约》、中日《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都是在她统治时期与外国签订的。她的篡政和统治，使近代中国蒙受了无穷无尽的屈辱。

　　补充：“辛酉政变”取胜的直接原因是：

　　第一，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抓住并利用官民对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火烧圆明园的强烈愤怒，对“承德集团”不顾民族、国家危亡而逃到避暑山庄的极大不满，把全部历史责任都加到顾命八大臣头上。也把咸丰皇帝到承德的责任加到他们头上。从而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争取了官心、军心、旗心、民心，顾命八大臣则成了替罪羊。

　　第二，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利用了顾命大臣对慈禧与奕炘的力量估计过低而产生的麻痹思想，又利用了帝后虽是孤儿寡母，却掌握“御赏”、“同道堂”两枚印章——顾命大臣虽可拟旨不加盖这两枚印章却不能生效，两宫太后与奕炘可由大臣拟旨加盖这两枚印章便能生效的有利条件。

　　第三，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抢占先机，先发制人，没有随大行皇帝灵柩同行，摆脱了顾命大臣的控制与监视，并从间道提前返回，利用自农历7月17日咸丰皇帝逝世，到咸丰皇帝灵柩运到皇宫，其间有七十四天的充分时间，进行政变准备。原定农历9月23日起灵驾，29日到京，因下雨道路泥泞，而迟至9月3 日到京，比原计划晚了四天。而两宫太后于29日到京，30日政变，时间整整差了三天。这为她们准备政变提供了时间与空间，打了一个时间差与空间差。

　　第四，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清楚地意识到并预感到：这是他们生死存亡的历史关键时刻，惟一的出路就是拼个鱼死网破。慈禧曾风闻咸丰皇帝生前肃顺等建议他仿照汉武帝杀其母留其子的“钩弋夫人”故事，免得日后皇太后专权。这个故事，《汉书·外戚传上》记载：汉武帝宠幸钩弋夫人赵婕妤，欲立其子，以“年稚母少，恐女主颛恣乱国家”。赵婕妤遭汉武帝谴责而死。汉武帝临终前，立赵婕妤子为皇太子，以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辅少主，是为汉昭帝。但是，咸丰皇帝没有像汉武帝那样做，而是用“御赏”和“同道堂”两枚印章来平衡顾命大臣、两宫太后之间的关系，并加以控制。结果，这两枚印章被两宫太后所利用，打破了初始的权力平衡结构。

　　“辛酉政变”是君权与相权的一次大的冲突，表现了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的聪明才智。它的重大结果是清朝体制的一大改变。经过“辛酉政变”，否定“赞襄政务”大臣，而由慈安皇太后与慈禧皇太后垂帘听政，这是重大的改制。“辛酉政变”后，恭亲王奕?为议政王，这是当年睿亲王多尔衮辅政的再现。但有一点不同：既由帝胤贵族担任议政王、军机大臣，又由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这样皇权出现二元：议政王奕?总揽朝政，皇太后总裁懿定。这个体制最大的特征是皇太后与奕?联合主政，后来逐渐演变为慈禧独揽朝政的局面。随之产生一个制度：领班军机大臣由亲贵担任，军机大臣有满族两人、汉族两人。在清朝同治时期，大体维持了这种五人的军机结构局面。

　　“辛酉政变”就满洲贵族而言，主要是宗室贵族同帝胤贵族的矛盾与拼杀。两宫皇太后特别是慈禧皇太后，主要利用和依靠帝胤贵族，打击宗室贵族，取得了胜利。

　　同治皇帝在辛酉政变后，内有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外有议政王奕?主政，从而开始了“同治新政”。

　　整个辛酉政变的过程按时间顺序演变记录：

　　公元1861年农历7月：

　　17日，咸丰皇帝死。他临终前做了三件事：一，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二，命御前大臣载垣、瑞华、景寿，大学士肃顺和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八大臣控制了政局。三，授予皇后钮祜禄氏“御赏”印章，授予皇子载淳“同道堂”印章(由慈禧掌管)。顾命大臣拟旨后要盖“御赏”和“同道堂”印章。八大臣同两宫太后发生矛盾。

　　18日，大行皇帝入殓后，以同治皇帝名义，尊孝贞皇后为皇太后即母后皇太后，尊懿贵妃为孝钦皇太后即圣母皇太后。

　　公元1861年农历8月：

　　1日，恭亲王奕?获准赶到承德避暑山庄叩谒咸丰皇帝的梓宫。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记载：相传奕?化妆成萨满，在行宫见了两宫皇太后，密定计，旋返京，做部署。奕?获准同两宫太后会面约两个小时。奕?在热河滞留六天，尽量在肃顺等面前表现出平和的姿态，麻痹了顾命大臣。两宫太后与恭亲王奕炘，破釜沉舟，死中求生，睿智果断，抢夺先机，外柔内刚，配合默契。恭亲王奕?同两宫太后密商决策与步骤后，返回北京，准备政变。此时，咸丰皇帝刚驾崩十三天。

　　2日，醇郡王奕缮为正黄旗汉军都统，掌握了实际的军事权力。

　　6日，御史董元醇上请太后权理朝政、简亲王一、二人辅弼的奏折。

　　7日，准兵部侍郎胜保到避暑山庄。胜保在下达谕旨不许各地统兵大臣赴承德祭奠后，奏请到承德哭奠，并率兵经河间、雄县一带兼程北上。

　　11日，就御史董元醇奏折所请，两宫皇太后召见八大臣。肃顺等以咸丰皇帝遗诏和祖制无皇太后垂帘听政故事，拟旨驳斥。两宫皇太后与八位赞襄政务大臣激烈辩论。八大臣“哓哓置辩，已无人臣礼”。据史籍《越缦堂国事日记》记载：肃顺等人恣意咆哮，“声震殿陛，天子惊怖，至于涕泣，遗溺后衣”，小皇帝吓得尿了裤子。两宫太后不让，载垣、瑞华等负气不视事，相持愈日，卒如所拟。八大臣想先答应两宫太后，把难题拖一下，回到北京再说。

　　18日，宣布咸丰皇帝灵柩于农历9月23起灵驾，29日到京。

　　公元1861年农历9月：

　　1日，同治皇帝上母后皇太后为慈安皇太后、圣母皇太后为慈禧皇太后徽号。

　　4日，郑亲王瑞华署理行在步军统领，醇郡王奕缮任步军统领。先是，两宫太后召见顾命大臣时，提出瑞华兼职太多，瑞华说我只做行在步军统领；慈禧说那就命奕缮做步军统领。奕缮做步军统领就掌握了京师卫戍的军权。不久，奕缮又兼管善捕营事。

　　23日，大行皇帝梓宫由避暑山庄启驾。同治皇帝与两宫皇太后，奉大行皇帝梓宫，从承德启程返京师。两宫太后和同治皇帝只陪了灵驾一天，就以皇帝年龄小、两太后为年轻妇道人家为借口，从小道赶回北京。

　　29日，同治皇帝奉两宫太后回到北京皇宫。因为下雨，道路泥泞，灵驾行进迟缓。同治皇帝奉两宫皇太后间道疾行，比灵驾提前四天到京。两宫皇太后抵京后，立即在大内召见恭亲王奕?等。

　　30日，发动政变。同治皇帝与两宫皇太后，宣布在承德预先由醇郡王奕缮就之谕旨，宣布载垣等罪状：

　　⑴“上年海疆不靖，京师戒严，总由在事之王大臣等筹划乖张所致。载垣等不能尽心和议，徒以诱惑英国使臣以塞己责，以致失信于各国，淀园被扰。我皇考巡幸热河，实圣心万不得已之苦衷也！”就是将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圆明园被焚掠、皇都百姓受惊、咸丰皇帝出巡的政治责任全扣到载垣等八大臣头上。

　　⑵以擅改谕旨、力阻垂帘罪，解载垣、瑞华、肃顺、景寿任，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退出军机。《清史稿·肃顺传》记载：此前，“肃顺方护文宗梓宫在途，命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缮往逮，遇诸密云，夜就行馆捕之。咆哮不服，械系。下宗人府狱，见载垣、瑞华已先在。”《清穆宗毅皇帝实录》记载：“以醇郡王奕缮管善捕营事。”这可能同奕缮逮捕肃顺事有关。

　　公元1861年农历10月：

　　1日，命恭亲王奕?为议政王、军机大臣。随之，军机大臣文祥奏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清史稿·文祥传》记载：“十月，回銮，(文祥)偕王大臣疏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命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霖、侍郎宝鋆、文祥为军机大臣。

　　3日，大行皇帝梓宫至京。

　　5日，从大学士周祖培疏言：“怡亲王载垣等拟定‘祺祥’年号，意义重复，请更正”，诏改“祺祥”为“同治”。“同治”含义可做四种诠释：一是两宫同治，二是两宫与亲贵同治，三是两宫与载淳同治，四是两宫、载淳与亲贵同治。

　　6日，诏赐载垣、瑞华在宗人府空室自尽，肃顺处斩，褫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职，穆荫发往军台效力。据记载：“将行刑，肃顺肆口大骂，其悖逆之声，皆为人臣子所不忍闻。又不肯跪，刽子手以大铁柄敲之，乃跪下，盖两胫已折矣。遂斩之。”

　　9日，载淳在太和殿即皇帝位。

　　26日，礼亲王世铎奏遵旨会议并上《垂帘章程》。懿旨：依议。于是，皇太后垂帘听政之举，舆论已经造势，章程亦已制定。

　　公元1861年农历11月：

　　1日，同治皇帝奉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御养心殿垂帘听政。垂帘听政之所设在大内养心殿东间，同治皇帝御座后设一黄幔(初为黄屏，后慈禧嫌其碍眼而改为黄幔)，慈安皇太后与慈禧皇太后并坐其后。恭亲王奕?立于左，惇亲王奕缮立于右。引见大臣时，吏部堂官递绿头笺，恭亲王奕?接后，呈放在御案上。皇太后垂帘听政，这在中国历史上，既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在这里附带说一点。慈禧本来没有文化，但她注重学习。两宫太后命南书房、上书房师傅编纂《治平宝鉴》，作为给两宫太后的教科书，仿照经筵之例，派翁同龢等定期进讲。后来慈禧也能批阅奏章，但常有语句不通和错别字之处。

　　这次政变，因载淳登极后拟定年号为“祺祥”，故史称“祺祥政变”；这年为辛酉年，又称“辛酉政变”；因政变发生在北京，又称为“北京政变”。其时，“辛酉政变”的三个主要人物——慈安皇太后二十五岁，慈禧皇太后二十七岁，恭亲王奕?三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