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汇率问题

　　汇率或外汇行市是指一个国家的货币单位用另一个国家的货币单位所折算出来的比价。从晚清直到1935年11月前，在世界主要国家中，中国是唯一用银本位制的国家(1933年4月6日废两改元以前是银两本位制，以后是银元本位制)。与中国打交道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则在1821年英国实行了金本位、纸币可以自由兑换黄金后，法(70年代)、德(1871年)、俄、日(1897年)、美(1900年)也相继实行了金本位(宋则行、樊亢主编：《世界经济史(修订版)》，上卷，第314—316页)。实行金本位制圖家的货币之间有法定比价。银子与实行金本位制国家的货币之间没有法定比价。银子在中国是货币，但在国际市场上是商品。银价是自由浮动的。中国虽然是银本位国家，但是，它既不生产大量的白银，也不是银的主要消费国，它无法影响、更不用说控制世界市场上的白银价格。银的价格是在伦敦和纽约市场上决定的。金银比价的变化就构成了中国货币汇率的基础。影响汇率的形成，除金银比价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如汇丰银行利用它操纵中国外汇行市的特殊优势，在交付借款时，提高外汇兑价，少付银两；在收回借款时，压低外汇兑价，多收银两。这些因素对汇率虽有影响，但影响很小，决定汇率的基本因素还是金银比价。有些学者就是以金银比价作为汇率来进行研究的。本文也以金银比价的变动看作汇率的变动。

　　在鸦片战争后的头三十年里，不存在汇率问题。从1853—1854年的第一笔外债直到1872年的“使法借款”止，都是以银两为单位。两次鸦片战争的赔款是以银元和银两为单位的，都不存在以外币支付的问题。1887年以前，中国的对外贸易实际上是出超，出超额达26275万关两(郑友揆：《中国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第17页)。在对外贸易上没有形成对外债务，也无需用外币支付。

　　汇率问题首先出现在外债本息的偿付上。从1873年经济危机后，国际银价不断下跌。1870年金银比价是15．5706，1875年是16．6416，1880年是18．0908，1890年是19．7486，1900年是33．3066，1910年是39．2914，1915年是39．9151(石毓符：《中国货币金融史稿》，第248—249页。以下所引金银比价数字均出于此书此处)。在银价下跌的情况下，1874年出现了名义上以银两为单位、实际上以英镑计价的“福建台防借款”。此后，以英镑、马克、法郎等为单位的外债逐步增多。据长期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顾问的美国人杨格说，中国的外债中约3／4是以外币、主要是以英镑计算的(杨格著、陈泽宪等译：《1927—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第119页)。以外币为单位的外债，中国只能以银两来偿还。银价的不断下跌使中国在逐年偿付按外币单位所订外债的本息时，都要比按订借年份平均汇价折算所应偿付的银数为多，这就形成了所谓“镑亏”。以1895年6月向伦敦克萨银行贷借的“克萨镑款”100万镑(借款期20年)为例。如按借款年(1895)汇率折合库平银两，到1915年应还本利i0689657两，但按付款年份汇率折合库平两，中国实际支付了12423984两，差额1734327两，就是中国支付的“镑亏”。1895年的“俄法借款”(以法郎为单位。借款期限36年)，自l896—1934年间中国支付的本息超过清政府实收银数1．26倍，1896年的“英德借款”(以英镑为单位。借款期限36年)，中国支付的本息超过它的实收银数1．54倍，其中一部分多付的银数就属于历年外汇的镑亏。

　　中国在偿付以银两为单位的外债本息时，在汇率问题上是否就不负担镑亏呢?这样的情况有过。1894年u月向汇丰银行借的“汇丰银款”1000万库平两是以银两为单位，没有发生镑亏的问题。但更多的却是虽以银两为单位、实际支付给中国的也是银元或银两，但仍以外币(英镑或马克)作计价单位。如1877年第四次西征借款500万两，作价160余万英镑，中国在以银两偿还这笔外债本息时，仍需按英镑计价。1874年8月福建台防借款、1885年2月援台规越借款、1885年3月神机营借款、1885年7月招商局借款、1887年工月三海工程借款都属于这种情况。仅招商局借款121万余两(折英金30万镑)，到1893年招商局已贴补汇丰银行镑亏20余万两(《招商局史》，第l93页)。

　　屈辱的庚子赔款45000万两是以海关两为单位的，但《辛丑和约》上规定赔款要折成各国货币来支付，而且规定了海关两与各国货币的比价。清政府按照这个比价在头三年(1902—1904)分六期支付了本利。但各国提出：“现因银价跌落，赔款以银付给，自应照约载原数有加”(《光绪朝东华录》，第5249页)。它们说头三年亏欠已达140万镑，经过谈判，减至120万镑，合关平银800万两。为此，清政府不得不在1905年4月向汇丰银行举借外债100万镑(“镑亏借款”)以支付头三年的镑亏(以上关于外债的资料，除另有注释者外，均引自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

　　银价下跌使中国在进口贸易上吃了大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银价上涨。1915年金银比价39．9151，1918年19．8264，1920年15．3177。这时，外国资本家就将中国棉纺织企业订购的棉纺织机器的交货日期一拖再拖，希望等到银价跌下去时再交货就可以获得更好的价钱。一些已经买到了机器的中国资本家也存有幻想，希望等到银价再上涨时结汇就可以少付银子。孰料从1921年起银价开始下跌。这一年金银比价是25．5728，1922年27．4326，1923年29．5263，1924年27．7352。这时来结汇，就要比过去支付更多的白银。1920年建成的无锡申新三厂订购的美国机器交货时间从3个月拖到28个月。待到取货时，订货价格增长，申新吃亏不少(《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85页)。武昌裕华纱厂在订购机器后，外汇看跌时未及时结汇，后来外汇猛涨，造成很大损失。由恒丰纱厂资本家聂云台发起创办、1922年4月建成开工的大中华纱厂，资本200万两，有纱锭45509枚，是设备较先进的厂子。1921年。英镑汇价回升，而该厂向洋行订购的机器，大部分尚未结汇，以致亏蚀甚巨，于1925年被迫卖给了永安纱厂。1921年创办的华丰纱厂由于同样的原因落人了日商之手。1919年筹办的大生六厂的流产也与结汇时汇价剧涨有关。

　　银价下跌使中国在购买同样数量的进口货时要输出更多的白银。按美金计，1921—1928年各年的进口值都低于1920年，按海关两计，都高于1920年。如果1921年以后，仍维持1920年的汇价不变，则中国支付的白银要比实际支付的少30亿海关两。

　　1929—1932年，银价的跌势更猛。1924年金银比价27．7352，1929年38．6，1930年53．4，1931年70．3，1932年73．5。如以按美金计算的1929年进口值为100，1930年为74．37，1931年6。．16，1932年44．04，是直线下降的。如以按海关两计算的1929年进口值为100，则1930年为103．47，1931年113．25，1932年82。89，与以美元表示的趋势明显不同。按美金计算，1930年进口值为60249万元，中国以白银实际支付130976万海关两。1931年进口值减少到美金48739万元，但中国支付的白银反而增加到143349万海关两。如将1930--1932三年按美金计算的进口值都按1929年美金与关平两比价支付，中国只要支付226034万两就够了，但中国实际支付了379249万两，多花了153215万两的冤枉钱。这笔钱足以抵补这三年的贸易逆差149553万两尚略有余。当时进口了外国机器、原料的工业企业都由于金贵银贱而叫苦不迭．“国内工商业需用机器，大半由国外购买，金价奇涨，一般机制工业皆受极大打击。纱厂采用外棉，因本国棉花绒头太短，金价虽贵，仍不能不买。故许多工商业只受金贵之害，而不获其利”(刘大钧：《从银价跌落说到工商业》，见《国际贸易导报》第l卷第5号，1931年5月)。1930年永安纱厂就痛切地感受到“此期由国际汇兑变动剧烈，金银比价差额太多，本公司受此影响，亏耗汇水已属不赀”。

　　一般情况下，银价下跌对商品出口应该有利，因为银价下跌使中国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价格下降，有利于扩大市场。同时，出口商品所得外汇折合银币数目会超过在国内销售的所得。但是，中国的出口贸易并未从汇价下跌中得到多少好处。除了内战不断，社会秩序极不稳定，阻碍生产、交通、贸易发展外，还因为中国出口的基本上是原料和半制成的农矿产品，都是小生产者的产品。小生产者文化不高，没有组织，对国际市场行情完全隔膜，就是对上海等大城市的行情也所知极少，对汇率下降无法作出迅速的反应。因此，在银价狂跌的这几年里，进口商品涨价的幅度明显大于出口商品。以1926年进出口商品价格均为100，到1931年，进口商品价格为150．2，出口商品价格仅为107．5(郑友揆：前引书，第108页)。出口商品从银价下跌中得到的好处极为有限。这个价格指数变动反映在国内市场上，则是工农业产品差价进一步扩大，农民、手工业者进一步受到损害。

　　银价下跌使中国严重受损，从1933年开始的银价上涨更是使中国遭遇到了空前严重的灾难。1933年4月，美国放弃金本位，降低美元币值。1934年6月，美国实施白银法案，规定美国通货的金银储备总额中，白银的比重从12%提高到25％，由美国财政部高价向国内外收购白银l3亿盎司。1932年纽约的银价曾跌到每一盎司纯银0．25美元，1935年却哄抬到0．81美元(杨格：前引书，第208、228页)，银价上涨了两倍半。白银法案的实施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估计自工934—1936年偷运出口的白银达188．3百万关两(郑友揆：前引书，第343页)。随之而来的是白银挤兑，银行提取存款的风潮迭起，银根奇紧，拆息上涨，借贷无门。同时，物价猛跌，销路呆滞，工商企业纷纷倒闭。钱庄、银行也大量倒闭。美国的白银政策还是导致30年代头几年中国农村金融枯竭的主要原因之一。白银外流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危机。“银价的波动迅速地、全面地影响整个中国经济”(郑友揆：前引书，第91页)。这才使国民政府在1935年11月实行了币制改革，废除银本位，发行法币。国民政府首先公布了法币与英镑的比价为l元法币=1先令2．5便士，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以维持法币的信用。此后直到1937年6月，这个比价一直保持稳定，上下浮动不超过0．2便士。法币的发行使中国摆脱了世界银价涨落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应该说，这对中国经济发展是有利的。

　　1937年抗战开始后，汇价逐步下降。从1938年3月底，出现了外汇黑市。1942年2月，国民政府放弃了通过抛售外汇来维持官方汇率的做法，不再按官方汇率向公众供汇。此后，随着通货膨胀愈演愈烈，法币汇率一跌再跌。1942年7月工日，官价为美元工元兑法币2。元，1946年3月4日，跌至工美元兑法币2020元。这时已经不是资本主义列强利用汇率宰割中国的问题，而是显贵豪门利用权势、操纵汇价发横财的问题，与抗战前的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这里就不多说了。

　　今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对人民币汇率进行改革，所遵循的原则是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主动性就是主要根据我国自身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决定汇率改革的方向、内容和时机。汇率改革要充分考虑对宏观经济稳定、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影响”。近代中国汇率的形成，缺少的恰恰是这三性。主动性是三性的基础。在近代中国，汇率是在万里之外的伦敦、纽约市场上形成的，是在中国政府和人民完全不能过问、不知情的情况下形成的，无丝毫的主动性可言。没有了主动性，其他两性也就无从谈起。半殖民地的中国，政治上基本无权，经济上没有什麽实力，是无法逃脱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命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