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具特色的中国古代军事学

　　军事学，中国古称“兵学”，是关于战争与国家安全的系统理论学说。中国古代军事学与中国的历史实践一样具有悠久的传统和自己的特色。

　　兵，本指武器，《说文》：“兵，械也。从升持斤，并力之貌。”器日兵，用器之人亦曰兵。《周礼》：“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与其等，以待军事。”由是，大凡军事活动便由一个“兵”字概括了。军事领袖称“兵家”，军事学说称“兵学”，军事著作称“兵书”，军事与战争活动称“兵事”。这就是中国古代军事学的基本表现形式。

　　群体持械斗争，渊源甚早，在氏族部落时代，就有大规模的集团斗争，黄帝“修德振兵”，战炎帝，诛蚩尤，以兵与德一统天下。这就是后人所称道的“黄帝刑德，可以百胜”(《尉缭子·天官第一》)。当时的持械斗争，皆以“民”为兵，故称“用众”，《周礼·春官宗伯》称：“以军礼同邦国”，“大师之礼，用众也”，正是上古部族战争的表现形态。

　　真正军事武装的存在，是随着国家政权的诞生而建立的。“禹传子，家天下”。中国国家政权的建立，是从夏朝开始的。为了维护国家政权，夏王朝建立了“常备军”式的卫队，然并无正式的军队建制：至商初征伐，仍表现了鲜明的“以民为兵”的性质。约自商朝后期，才建立了右、中、左“三师”(甲骨文中有记载)，这就是中国军队的最初建制。至西周初，先有“六师”，后又有“成周八师”。当时的军队官员，亦称“师氏”(见《周礼》)。《尚书·洪范》讲“农用八政”，其八日“师”，明确把军队纳入了国家政权的常态管理。周初制定《周礼》，立“夏官司马”专主军事：“大司马之职，掌建邦国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国，”“平邦国”。即缎护国家政权的稳定与安全。故《汉书·艺文志》日：“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如此明朗完备的军事体制及多种形态的战争实践，是中国古代军事学的基本特色。

　　中国古代军事学理论已臻于完备

　　兵学的本质，是战争经验的总结，更是战争规律的探索。当兵学理论形成之后，可反过来用以指导战争，引导战争走向胜利：而新的战争实践，又可进一步丰富兵学理论，促使其一步步臻于完美。所以，兵学，军事学，完全是建立在战争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无战争实践，自无兵学可言。

　　中国的战争活动，不但渊源甚早，而且形态多样，并且十分典型。

　　远在四五千年之前的氏族部落时代，中华大地上就存在多次部族之战。神农伐斧燧之战，黄帝诛蚩尤之战，黄帝、炎帝阪泉之战等，都在中国的战争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易》日：“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系辞下》)，是此期战争的基本形态。纵然如此，它仍然含蕴了战争的本质特征：“修德振兵”，“征不享”，“抚万民，度四方”(《史记·五帝本纪》)。以政治、道义统帅军事，从战争初起之时，就已存在其中。

　　时至三代，中国进入了奴隶制国家政权建立的时代。初有夏启伐有扈氏之战，罪名是“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启利用当时通行的神权道义，称“予维共行天之罚”(《史记·夏本纪》)，从而维护了自己的政权。稍后，则有太康失国之难，昆弟五人，须于洛}内，作《五子之歌》：“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古文尚书》)夏禹的这一教训，更加凸显了战争的本质特征：战争的根基在于民心。“民”为立国之本，同时也是战争道义之本。

　　及商汤兴起，高举“吊民伐罪”的旗帜，“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人民欢迎汤，竟至于“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孟子·滕文公下》)如此赢得民心，故“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至武王伐纣，先观兵盟津，“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后陈师牧野，纣虽“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然“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史记·周本纪》)。“七十万人”阵前倒戈，使商王朝倾刻灭亡。如此惊心动魄的场面，身历其境的军事家、政治家们，亲眼目睹了下民的巨大力量：“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周书·泰誓》)。民心就是天意。

　　正是三代战争的基本经验，使中国完全进入了“以礼治军”的时代。《汉书·艺文志》日：“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汉志》所录“《军礼司马法》百五十五篇”，就是三代以礼治军的见证。其书早已散佚，残存至今的五篇，就是今存《司马法》：“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所谓“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不加丧，不因凶”，“冬夏不兴师”等，都是《军礼司马法》的明确规定。军事活动完全纳入了“礼制”的范围。

　　春秋以降。“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汉书·艺文志》)。大致以郑庄公为其始：欲擒姑纵，“三覆”设伏，“三军军其前。潜军军其后”等权谋诡诈手段纷纷出现，中国战争开始进入诡诈用兵的时代。孟轲所称“春秋无义战”，正反映了时代特征。

　　春秋战国的战争经验，对中国的军事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三代“以礼洽军”与春秋“权谋诡诈”，成了中国战争经验两个相互补充的基本层面。

　　就在春秋战国之际，出现了古今称颂的《孙子》十三篇。孙武立足于治国安邦的高度，以道义民心为根基，以“五事”、“七计”为依托，从最高层庙算决策，到经济基础综合评估，到基本战略方针的确立，再到绚丽多姿、变幻无穷的策略学、战术学，最后以贯串战争始终的情报学笼贯全书，从而构建了一个系统全面、无与伦比的兵学理论体系。明人茅元仪曰：“前孙子者，《孙子》不遗。”从上古“修德振兵”，三代“以礼治军”，到春秋战国“权谋变诈”之战争经验的精华尽收其中。

　　而此时西方的军事学，尚在历史学的“襁褓”之中，以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所著《历史》与修昔底德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为代表的军事学著作，其战争见解只是零散出现于战争过程的叙述之中，理论的概括性与纯粹性，与《孙子》十三篇远不可同日而语，其产生年代亦晚于《孙子》近百年。就是与同期的中国史学著作《春秋左氏传》相比，也有高下之别。

　　传统思维模式奠定战略性特色

　　近代哲学家张岱年先生在讲论中国哲学的基本内容与主要特点时曾指出，中国哲学之区分大致以“宇宙论”、“人生论”、“致知论”三部分为其主干，中国哲学的重要特点，则以“合知行”、“一天人”、“同真善”为要。(参见《中国哲学大纲》)这一认知，正反映了中国古代思维模式的基本特点：重大局、重整体、重关联，而目标均在于追求天、地、人的和谐统一。如，老子重在天道宇宙，一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便实现了老子的天人合一。又如，孔子志在社会人伦：心怀仁，行合礼。认为“礼之用，和为贵”；力主“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从而实现社会人伦的和谐同一。二人均能立足于其思想学说的制高点，以表达出其思想学说的要义所在。

　　孙子的思想学说，与老子、孔子思想学说的思虑范围有所差别，追求的目标境界也有所差别，孙子要解决人类社会内部，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以及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斗争，目标在于使对方屈从于我方的意志。虽然其间斗争的最高形式是战争，但孙子总能站在超越国家、集团之矛盾斗争的制高点上，来审视并处理这一切。

　　首先，孙子以“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一语，提醒斗争各方，要审慎对待战争，决不可轻易言战。紧接着又指出，要认真考察综合国力，考察基础条件(“五事”、“七计”)，明确以“道义”居首，并专题说明战争对国家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消耗，故“兵贵胜，不贵久”，一旦陷入长期战争，必将导致国困民穷，国将不国。而一旦决定战争，孙武又提出了“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基本战略方针。战争的目标决不是一味打杀，更不是赶尽杀绝，而是使敌方屈从于我方的意志。通过“伐谋”、“伐交”实现战略目标，显然优于“伐兵”“攻城”。“不战而屈人之兵”，就是以最小的代价去实现最大的战略目标。故孙子日：“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兵法·谋攻》)最高明的战略方针，莫过于“不战而屈人之兵”。——再看西方的军事学，直至近代，仍是以军队的直接杀伐，作为战争理论的焦点所在。

　　孙武、《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军事学、战略学的最高代表，其炉火纯青的思想学说，已臻于出神入化的艺术境界。由此，也使整个中国古代军事学凸显了鲜明的战略特色与人文特色。

　　深厚历史根基铸就实践性特色

　　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的许多思想学说，都被后人视之为缥缈虚无，如空中楼阁。“飞仙成道”自不必说，道家“天道”高远，亦难以企及：阴阳家怪诞不经，无所适从：纵横家徒有口辩，难见其实：墨家过于理想。人们不能承受；就连后来在思想界独占鳌头的“儒学”，最初也被人们视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唯独兵家，从它诞生之日，就立刻受到人们的热切关注。

　　《孙子》十三篇最先呈献给吴王阖阊：“每阵一篇，王不矢口口之称善，其意大悦。”(《吴越春秋·阖闾内传》)时至战国，“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韩非子，五蠹》)。西汉，“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自汉末曹操注《孙子》之后，《孙子兵法》于兵学界几乎一枝独秀。唐代杜佑、杜牧祖孙，更给予《孙子》以极高的赞誉。杜佑《通典》，其《兵部》写道：“语有之日：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诚谓得兵术之要也。以为孙武所著十三篇，旨极斯道，故知往昔行师制胜，诚当皆精其理。”杜佑《兵典》的编撰，明确以《孙子兵法》为纲。

　　其孙杜牧，更是钟情《孙子兵法》，注解《孙子》十三篇为隋唐之大家。在《注孙子序》中，杜牧写道：“孙武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后凡干岁，将兵者有成者有败者，勘其事迹，皆与武所著书一一相抵当，犹印圈模刻，一不差跌。”(《全唐文》卷七百五十三)又日，其书“上穷天时，下极人事，无以加也。”(《全唐文》卷七百五十四)

　　可见，孙武兵书用之于战争实践，犹如铁的定律，无可违逆。直至2500年之后的今天，伟人毛泽东仍称：“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一部兵书，能在数千年中保持如此高的实践指导价值，这既是中，国古代军事学的突出特色，更是中国古代军事学的无比骄傲!

　　在当今世界，孙子已当之无愧地被推为世界兵学第一人。而有着“兵学圣典”之美誉的《孙子兵法》及以其为主轴与核心的中国古代军事学，必将以绚丽的光辉，普照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