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酷政锦衣卫

　　明代设锦衣卫，乃是著名的酷政。其实，明代有许多朝廷官僚以外的、直属皇帝的专设监察、刑狱系统，包括锦衣卫、东西厂、镇抚司狱等，这类系统，自己有军队、有监狱，又直接向皇帝负责，基本上贯彻于整个明皇朝的始终。《明史·刑法志》把它们与廷杖（皇帝在朝廷打臣僚板子的肉刑）加在一起，称之为：“明之自创，不衷古制”。一语道破了贯穿明皇朝的特别专制的酷政性质。

　　明之锦衣卫，《明史·刑法志》明确说，近于汉武帝时之诏狱。所谓诏狱，主要是指九卿、郡守一级的二千石高官有罪，需皇帝下诏书始能系狱的案子。汉武帝与匈奴作战多年，将国家拖入了战时体制，多用法家酷吏，严刑峻法，《史记·酷吏列传》等篇说，汉武帝晚年，诏狱多达二十六所，关押有郡守、九卿一级高官前后达百余人，牵连对象至十余万人。不过，在汉代，这类酷政依然只是汉武帝晚年阶段较短时期的现象。

　　了解了诏狱的性质，明太祖朱元璋何以要设置锦衣卫也就容易明白了。《明史·职官五》说：“锦衣卫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恒以勋戚都督领之……盗贼奸宄，街涂沟洫，密缉而时省之。”明太祖担心自己死后，下一代皇帝驾驭不了文武功臣，所以他几兴大狱，假借了若干由头，连杀带整，把辅佐他打天下的文武功臣差不多灭了个干干净净。这类案子，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如果交给朝官们按法办理，就有可能旷日持久，甚至定不了案。所以就把这些案子作为诏狱交给锦衣卫办理。这样来看锦衣卫，性质就十分清楚明白了。“侍卫”，本就是皇帝的亲兵；“刑狱”，自己可以断狱；加之“密缉”，则又说明其特务机构性质。汉武帝时的诏狱，仍是由朝官办案，只是严刑峻法的政策失误；明太祖的锦衣卫，则以消灭功臣为目的，罗织罪状，置无罪者于死地。《明史·刑法志》说：“胡惟庸、蓝玉两（大臣）案，株连且四万（人）。”足见其酷烈程度。作俑之始，就是皇帝心术不正的产物，所以其后遗症也特别严重。

　　自然?明太祖自己也知道，此类酷政不可以为常，所以，在蓝玉案以后、也即是功臣都已杀得差不多后的洪武二十六年（１３９３年），他就下“诏内外狱无得上锦衣卫，大小咸经法司”。不过，始作俑时心术已坏而造成的弊政，是难以断根的，到他的儿子燕王朱棣，借着京城文武功臣已经杀光、大伤元气的特殊机遇，起兵夺了明太祖嫡孙建文帝的帝位，是为明成祖，不免又要大杀忠于建文帝的正直官僚，这却又需要特务机构了，所以，明成祖手上，锦衣卫重又灿烂辉煌。明初两代重用锦衣卫，其后，有明一代，此弊终难去矣！

　　说清了锦衣卫的性质，东西厂、镇抚司狱等机构的性质，也就容易说明了。东厂始于明成祖，一开始就是从收买建文帝身边的宦官、刺探消息起家的机构，其特务性质更为明显，所以正式建立后即专以宦官负责，“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其后明宪宗又增设西厂，东西厂下面则用了一批干事，“京师亡命，诓财（敲竹杠）挟仇（报私仇），视（东厂所属）干事者为窟穴”，这也就是说，东厂干事成为流氓头子，“自京师至天下，旁午侦事，虽王府不免”，“冤死者相属”。镇抚司狱也是明太祖时建立的诏狱，其后亦由宦官负责。明代的刘瑾、魏忠贤等专权的宦官，大多倚靠锦衣卫、东西厂、镇抚司狱等类带有特务性质的专设监察机构，不断陷害、诬杀正直大臣，多用酷刑，魏忠贤的狗腿子们，拷掠杨涟、左光斗等正直官僚时，械、镣、棍、拶、夹棍，五毒俱用，血肉溃烂，即是一例。这终于使整个明代成为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专制黑暗的皇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