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贵仁：民间对新官期待火焰高(2)

乡村执教
　　1968年，袁贵仁高中毕业，命运并没有给酷爱读书的袁贵仁继续学习的机会。
　　此时，中国已取消高考两年，他唯一的出路，是回乡务农。在中国，和袁贵仁有同样命运的人，被称作老三届(1966年至1968年三年中毕业的初、高中生)。这是中国的教育政策第一次不可抗地作用于他们的人生。
　　在这样的人生分岔路口，将袁贵仁拉回到“与书为伍”道路上的，是王庄中学老校长。“我们学校老师都知道袁贵仁，他不仅是我们校友，还曾是我们学校的一名优秀老师。”固镇县王庄中学现任校长高正升告诉记者，1969年，时任学校领导找到年仅19岁的袁贵仁，希望他回到学校任教。很快，袁贵仁接受邀请，回到学校后担任中学教师，教授语文课。“他的很多学生现在都已经五十多岁了，和他年龄差不多。”高校长说，袁贵仁在学校教书时，非常优秀，曾荣获过安徽省优秀教师称号。
　　1972年，因教学成绩突出，袁贵仁获得了到县师范进修的机会。1976年，仍然是因为表现优秀，他被借调到五七大学担任政治老师。
　　这种在童年和青年期亲身感受到的中国基础教育现状，让袁贵仁对中国教育的现状有着深刻的体察。他最能理解一个好的、公平的教育制度，对一个人，特别是一个普通人的一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哲学视野
　　1977年，袁贵仁的人生迎来新的转机，取消了10年的高考制度在这一年恢复。几乎没有犹豫，袁贵仁便开始复习。
　　那是一段历经艰苦而重新获得希望的美好生活。虽然艰苦，却充满激情。他把公式贴在墙上，每天背诵。爱人给他送来葱油饼，还用煤油炉煮面条。
　　报考大学之前，袁贵仁想读哲学。袁贵仁各科成绩都很优秀，从不偏科，语文成绩更是优秀，作文从来都是范文。袁贵仁认为：“学哲学可能更有意思，它可以融汇所有的学科，更有高度。”
　　最终，袁贵仁以400多分的成绩，如愿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攻读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专业，之后又完成硕士学位。毕业后，他留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此后历任该校社科处处长、副教务长、副校长、党委书记、校长。2001年，袁贵仁被任命为教育部副部长。
　　在北师大读书期间，袁贵仁专心于学术研究，硕士期间有多篇论文发表。他的研究领域，从哲学的认识论，发展到价值论，再专注于价值论中的人学。 “价值论的人学，就是关注人的价值是什么，以及如何实现，这或许正是目前中国教育的最核心问题。”他的博士生王律说，在国内，袁老师是这个学科的先驱和第一梯队的研究人员。
　　而袁贵仁的哲学家气质，在任职教育部副部长的8年中也有所展现。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在《为了公开》一书中对这位老领导的评价是：对新闻宣传的指导与部署多少都带有些哲理色彩。
　　他会把自己读《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中国教育报》的感想与评点，送给新闻办参考；还会赠书给部下，鼓励“多研究些问题，多深入思考些问题”。
把脉教育病灶他多次发声
　　网友认为，袁贵仁曾任“中学教师”的经历难能可贵。而这位昔日的中学教师，如今的教育部部长，也确实如网友所愿，对中国义务教育的病灶了如指掌。
　　摆在袁贵仁面前的中国教育，常遭舆论诟病：素质教育难以落实，教育公平欠缺，学术造假案频出，高校腐败屡有曝光。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每有积弊爆发，袁贵仁都会发出声音。
　　2002年，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反思刘海洋伤熊事件，不能把全部责任推给大学。他希望“通过此事把素质教育向前推进，使我们的孩子真正成为健康的人”。
　　在2004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工作会议上，袁贵仁指出：“考试管理已经到了非抓不可，非狠抓不可的时候了。”他强调要切实遏制高校招生中的不正之风，绝不允许搞“考场腐败”。
　　同一年，他还表态：加强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既要靠完善学术激励机制，还要靠建立健全学术惩戒机制。为此，要尽早拿出《关于惩治学术不端行为的意见》，作为各地各校处罚学术失范的基本依据。
　　2007年，在谈及治理教育乱收费问题时，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袁贵仁曾这样概括：“穷国办大教育”依然是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教育投入依然严重不足与教育事业应适当超前发展之间的矛盾，优质教育资源匮乏，学校之间的差距大与广大群众期盼教育公平、接受高质量教育需求之间的矛盾，义务教育发展现状与广大学生家长为子女接受教育的选择性需求之间的矛盾，必须在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加快教育发展中逐步解决。
　　此前一年，袁贵仁在出席《教育家成长丛书》出版座谈会上说，“择校”其实是择教师、择好教师，突出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需求与供给不足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队伍，发展高质量的教育。
　　他曾在《经济日报》上撰文指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前提、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要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学校之间的差距，有效解决择校问题、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切实实现教育的起点公平。
　　至于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推进素质教育，“我们可以多用几把尺子来衡量，多一把尺子，就会多一批好的学校，就会多一批好的教师，多一批好的学生。”他说。
　　而对于高等教育发展，袁贵仁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的20余年间，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思考颇多。他曾撰文倡建现代大学制度，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大学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他认为，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基础在大学，关键在政府。政府要鼓励、支持大学改革和制度创新，而不是助长大学千方百计地去争取“免费午餐”。
　　而在进入教育部任职后，袁贵仁的观点更掷地有声：“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培养创新型人才，实行创新性教育，建设创新型学校。”
　　民间考问新任教育部长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但对于袁贵仁来说，自己的火还未烧起，民间对新教育部长的殷切希望就已经火焰高涨了。